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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康有:董仲舒思想的政治哲学智慧及其价值

2019-10-13 10:35:41 | 来源: 中廉在线

习近平同志提出,“传统文化中的许多优秀文化典籍蕴涵着做人做事和治国理政的大道理”,就是说,不仅要从做人做事上、而且要从治国理政上发挥优秀传统文化的作用。从这一角度看,董仲舒对儒学的意识形态转换,反映了人类政治哲学智慧,对我们今天具有重要的启发价值。

首先,论证了政治的统一性问题。追求统一是历代中华儿女的理想,当然更是社会统治集团的追求。把多民族的国家能够团结起来,形成多元一体的格局,这个“一体”首先是政治的高度一统,即“大一统”。只有政治上的真正统一,才能避免政治势力集团的相互倾轧,实现社会的相对稳定,才能有可能高效地组织一盘散沙的农业社会力量,发展经济生产,进而带来文明的进步。儒家、道家、法家、兵家等都主张统一(尽管途径和方式不一),董仲舒综合先秦思想的成果,从意识形态建构的角度论述了这一问题,从而为实现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奠定了比军事、地缘等更为深层的思想文化基础。

其次,论证了政治的来源性问题。“君权天授”虽然具有神秘主义的冥冥成分,但如果将其中的“天”看作是人民群众、看作是大自然的规律,那么这种“敬畏”的合理性还是非常突出的,且自先秦以来的政治思想中确实暗含着这样的真知灼见。我觉得,这一观点比那种源于什么“自然状态”的近代西方“契约”假设还要先进得多。固然,这一观点似乎有为统治者作合法性辩护之嫌疑,但我们更应看到,它对高层权力有制约性考虑在内。所谓“天谴”,在政治集团内部的监督之外,增加了一个外在深不可测的审判者,也有一定的震慑功能。儒家主张通过仁政实现王道一统,但也不反对以革命的方式推翻失去天意的统治者重建建立王朝。

第三,论证了政治的现实性问题。政治的“神圣性”并非不食人间烟火,它反映了权力架构体系及治理手段。当我们认为政治作为经济集中的体现时,无非强调的是政治在平衡利益上的现实性。董仲舒实际上论述了在统一的旗帜下,君民之间的关系,认为“王者,民之所王;君者,不失其群者也”;须兼顾民众的利益和诉求,不能与民争利,要让利于民,“同民所欲”,最好的状态是“君者,民之心也;民者,君之体也”,君民一体,共同推动民族国家进步。他主张君和臣之间的权力运行方式要参照自然哲学上的“阴”与“阳”,有各自天然的职责,配合应达到“若心之与体”,即君臣一体,提高行政效率。

第四,论证了政治的合法性问题。价值判断随着承担着主体的不同,“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往往十分复杂,“是非难别”,非常难于达到上下一致的认同。董子通过对《春秋》的微言大义解读,认为《春秋》“正是非,故长于治人”,明经权之变,守不变之道,在一般认为“是”的背后发掘其“非”,在“非”之后看到其“是”,实际上树立了更高层次的价值观,甚可起到“听讼折狱”之功效,从而以善、恶的“褒贬”“两言而管天下”,为自上至下悬垂标准与尺度,使整个社会的精英集团言之有法,行之有据。这既是政治“一统”意识形态的需要,更是社会治理层面思想文化的需要。

习近平同志指出:“儒家思想和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其他学说都坚持经世致用原则,注重发挥文以化人的教化功能,把对个人、社会的教化同对国家的治理结合起来,达到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目的。”董仲舒的思想即具有这样“经世致用”的实学功能,让我们今天深挖其中的智慧,为现代国家治理乃至全球治理提供有益的借鉴。

(本文刊载于《衡水学院学报》2019年第5期)

责任编辑:姚琼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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